导语：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正式实施，作为第一部全面、系统体现中医药特色的综合性法律，中医药法在促进中医药发展方面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中医药法提出要建立符合中医药特色的管理体系，在人才培养、诊所开办、中药炮制等方面建立了不同于西医药的管理制度。

　　民营医馆是不是会让我们看中医更方便?我们能不能吃上道地中药?中医文化走向海外是不是更有底气?在中医药法实施之际，这些问题引发公众热议。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对话》栏目特邀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王国强，对中医药法进行权威解读，本期将对话内容刊载如下，以飨读者。

　　特邀嘉宾：

　　王国强 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

　　参与嘉宾：

　　张伯礼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

　　孙光荣 国医大师

　　刘维忠 甘肃省卫生计生委原主任

　　郑 进 云南省卫生计生委副主任、云南省中医药管理局局长

　　徐庆锋 广东省中医药局局长

　　王耀献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院长

　　周晓祥 江苏省东台市中医院副院长、党委副书记

　　耿福能 好医生药业集团董事长

　　刘 琼 圣爱中医馆董事长

　　丁永玲 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程学仁 广东一方制药有限公司总经理

　　刘建顺 漳州片仔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中医药立法有多重要

　　主持人：这些天，在中国中医药界最让人心沸腾的一件事，就是大家期盼已久的中医药法正式实施。这部历时33年终于颁布的大法，究竟会给中医带来什么样的改变?我们可以看到什么样的未来?今天我们请到一位重量级嘉宾，为我们在现场做一下权威解读，应该怎么来衡量中医药法的分量?让我们掌声欢迎中医药的当家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王国强先生。

　　王国强：这部法律的重要意义，怎么衡量都不会过，怎么评价都不会过，因为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中医药法。几千年来，中医药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作出了重大贡献，也为世界文明作出了贡献。

　　我想大家现在最关心的是，能不能找到最好的中医?我们吃的药是不是安全?这个药是不是假药?这些问题也是我最关心的。

　　没有法律中医药会面临哪些难题

　　主持人：我们来聊一聊中医未来的发展。如果没有中医药法，中医药在发展中，有哪些问题是永远都不可能得到很好解决的?

　　王国强：我们是法治的国家，依法治国、依法行政。如果中医药没有法律保障，那毫无疑问，中医药发展走不远，也走不好。现在，中医药要走向世界，一带一路要发挥中医药民心相通的作用。中国的中医药没有法律的保障，怎么能走得出去?

　　主持人：全场几乎都在频频点头，可见这句话给大家吃了一颗多么大的定心丸。

　　很多人觉得，这部法律就是未来我们解决中医药发展过程中存在难题的法宝。今天，有几位问题的提出者来到现场，我们看看，有了法律之后，在有法可依的状态下，有哪些老大难的问题不再困扰我们了。

　　综合医院中医科收入能否提高

　　刘维忠：我代表综合医院中医科提一个问题，综合医院中医科不赚钱，医护人员日子很难过，中医药法出台后，这个问题能解决吗?

　　主持人：你为什么今天会提出这个问题呢?

　　刘维忠：甘肃省过去有很多综合医院中医科的日子很难过，好多中医医生改行当了西医医生。七十多岁的宋老先生是一个正骨专家，他曾跟我说，政策不合理，小夹板固定手法复位治疗骨折，大概半个月就恢复了，一共花费200元钱。但是宋老先生做一周赚的钱，还没有徒弟做一例手术的收入多。后来，我们在王国强局长的指导下，出台了中西医同病同价的政策，比如前臂骨折，小夹板固定、手法复位，虽然成本是200元，也可收3000元，做手术也同样收3000元。这个政策在甘肃省已经得到推广，在县医院推广了150个项目，手术量也降下来了。

　　主持人：刘先生谈到的这种现象，会不会普遍存在呢?就是都希望在大医院有一个中医科，但这个科“活得”并不是特别好。

　　王国强：不光中医科，中医院也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就是中医特色越明显，收入越有可能受影响。主要什么原因呢?一是中医的收费标准太低。今年4月份之前，北京市扎针灸，扎一次是4元钱，即使身上扎了上百根针也是4元钱。在这种情况下，劳务价格、疗效和收费标准是不一致的。如果一个针灸大夫，一天扎了20个人，一次就收4元钱，他连自己的工资都赚不回来，那怎么能发展呢?所以当时，甘肃省专门就省里的中医服务项目提升价格，他们做得很好。

　　刘维忠：提价之后，甘肃省的平均住院费、门诊费在七八年来是全国最低的，从2014年开始，根据国家卫生计生委监测，甘肃省的中医收费价格比西藏还低，所以老百姓总体是受益了。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的一位主任，看过这里的两个县医院之后，说很感动，这两个县医院的中医发展这么好，解决了两个医改难题，一个是中医便宜，把老百姓看病贵的问题解决了;第二个中医成本低，纯利润高，把医院收入少的问题解决了，医生不跑了。

　　主持人：有了中医药法之后，我们会有什么办法来帮助这些医院解决他们的烦恼呢?

　　王国强：综合医院中医科的作用是无法替代的，老百姓在综合医院，能够有两种选择，既能看中医，又能看西医。

　　刘维忠：比如说舟曲县发生泥石流时，一个17岁的小姑娘受伤面临截肢。她是一个孤儿，她看着泥石流把自己的父母冲走了，她的脚在泥里埋了8个小时，脚烂了，骨头出来了，就像一块干肉。我带了一位七十多岁的中医正骨专家，去看这个面临截肢的姑娘。组织会诊时有8个西医医生、3个中医医生，中医医生包括中医院的副院长，还有甘肃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的副院长。看完后，8个西医医生异口同声地说应该截肢。在场的中医医生宋贵杰老先生说，不截肢，也不会马上要命，保不住了再截，截了就变成残疾人了。

　　后来，老先生给她开了内服、外用中药，我还给她开了一个食疗的方子。第三天，我给卫生部打报告，我说你再给我派两个西医来诊断一下，别给人治坏了。卫生部非常重视，从山东又派了两个西医来看，伤口打开以后，他说现在90%的可能不用截肢了，因为已经开始长肉芽了，中药长肉芽还真快。过了半个月，再看时肉已经能把骨头包住，大概半年后就好了。后来，甘肃省搞了一次文艺调演，这个三甲医院把这个故事编了一个情景剧。演完以后这个小姑娘走着出来和观众见面，掌声雷动。

　　记者采访这个小姑娘问，你长大了想学什么专业?她说，学中医。后来她真的学了中医，现在已经在舟曲县县医院工作了。

　　王国强：很多综合医院的中医科大夫跟我讲，中西医是相互学习的，好多西医医生说我们的中医科特别好，比如华西医院对于治疗急性胰腺炎就是如此，急性胰腺炎的死亡率很高，但是在华西医院，一旦收入急性胰腺炎患者，首先要送到中医科，而不是西医科室。因为华西医院中医科在这方面的治疗效果非常好、死亡率较低。所以，在综合医院发展中医非常好，有利于中西医相互切磋、相互交流，共同提高治疗水平。

　　孙光荣：在综合医院工作的中医专家，比在中医院工作的中医专家，所承担的任务要更重一些，有时需要在收入方面采取一些措施进行平衡。我建议，在职称晋升、课题立项等方面，应该向综合医院中医科的执业人员适当倾斜，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彰显中医的特色和优势。

　　主持人：在政府层面，有没有可能通过财政拨款等，尽可能地来鼓励这些具备条件的医院，来提供更多便民服务和优质医疗服务?

　　王国强：首先，应该在综合医院设置中医科，支持中医科建设。其次，合理制定中医收费标准，涨价不是唯一措施，也可以增加医保报销比例。另外，还要有中医特色来争取更多支持。如果我们都能实施同病种收费，对于骨折，小夹板才200元，要做手术，动两次手术还要钉钢板，那可能就是上万元。但是，钢板、钉子、手术都是要成本的，小夹板的成本相对比较低，同病种收费，实际上是引导西医医生也去学习中医。

　　主持人：其实，鼓励也好，提倡也好，最重要的是让中医院或者是中医科有自我造血能力，让它的盈利能力能够支撑它向未来发展。

　　院内制剂备案制度能给百姓带来哪些实惠

　　王国强：院内制剂备案制度也是中医药法的一大亮点。对于医疗机构生产的院内制剂，过去是要经过药监部门审批，还有很多规定。我在基层调研时，很多医院提意见说，过去我们医院有几十种、上百种的院内制剂，但是由于这些制剂每一个品种都要经过审批，审批还要交费用，而且医院里生产的传统剂型又有严格的生产质量管理规范标准要求，但这些对于一些医院，可能很难做到，所以就放弃了某些院内制剂，这很可惜。中国药法把这个问题解决了，现在，中医药法规定，对于医院里生产的院内制剂可列入医保报销的范围，这是一个利好的消息。

　　民营医馆会不会更容易开了

　　刘琼：原来民营医馆审批难，有了这个法是不是我们的春天来了呢?

　　主持人：您之前做什么工作?

　　刘琼：我们开零售连锁药店，是2014年A股的上市公司，我们是中国第一家零售连锁的上市公司。

　　主持人：日子过得那么滋润，为什么还要进入到中医药行业中来?

　　刘琼：因为我发现了商机，中医药是有市场的，中医药有一大批粉丝，怎么去运作、怎么去经营和管理是很重要的。

　　主持人：以前，审批这样的民营中医药馆容易吗?

　　刘琼：前10年确实是非常困难，也有很多限制，比如在选址的时候，医疗机构相互之间必须要相距500米，而且二环以内是不能选的。城管门头、门脸装修也有限制，在设计门头时，首先要体现中国风的文化特色，设计出来以后在审批时很不容易通过，2010年的一天，政府部门就打了一个电话说，晚上之前一定要把医馆楼上那几个大字拆掉，因为有市容检查，如果不拆掉，明天就封我们的门。

　　主持人：中医馆的盈利情况好吗?

　　刘琼：不好。我们的医馆，一般投入都会在1500万左右，最开始的时候每年都会至少亏六七百万，这是5年前的一个分界线，2010年以后要亏上千万，因为房租在涨、工资成本在涨，而且装修费用也在涨，这是三大费用。

　　主持人：得把上市公司的很多盈利都贴到医馆了吧?

　　刘琼：是的，我在上市公司的分红，每年有2000多万，我全部拿进来开中医馆，然而还远远不够，我就用股票去质押。

　　主持人：招医生难不难?

　　刘琼：肯定是非常难。

　　主持人：是你们付的工资不够高吗?

　　刘琼：也不完全跟工资收入有关系，最开始我们招医生，从三甲医院来聘请，医院不放，这是第一个困难，毕竟是人家多年培养的。“民营”这两个字，在13年以前，就是我们刚刚开始开中医馆的时候，是被社会歧视的一个群体，很多人看不起。

　　郑进：对于民营医疗机构，正确地看待它，怎么对待公立医疗机构就怎么对待民营医疗机构，这就是对它最大的支持。2011年，我担任云南省中医药管理局局长时，很多公立医院的领导和大夫都来找我，说我应该首先和圣爱中医馆划清界限。后来我到圣爱中医馆去看了一下，首先给人的视觉冲击是中医药文化做得特别好，没有一所公立医院能那么用心地做中医药文化。第二，老百姓很多，刘琼又正面给我进行了一些介绍。后来，我在很多场合旗帜鲜明地说，圣爱中医馆是随着当今社会经济发展，由于老百姓对中医药的需求提高而诞生的。公立医院由于医疗资源紧张，只能提供基本医疗服务，但是圣爱中医馆却提供了优质服务、高水平服务。所以，它的存在意义非常大。

　　王国强：刘琼刚才讲到的都是她的过去时，因为她遇到了很多困难。但是我相信，随着中医药法的颁布，尤其是中医药法第14条，对于中医诊所从审批制变成备案制，都有了很明确的规定，所以应该说，中医药法的实施是一个非常利好的消息。

　　主持人：未来至少有一个难题可以得到解决，就是找医生难的问题，因为我们看到法律条文中特别提到，中医大夫可以多点执业。但对于管理者而言，会不会觉得管理难度加大了?

　　王国强：多点执业为解决找医生难的问题创造了良好条件。推进公立医院医生实行多点执业，包括到民营医疗机构执业，这是政府所倡导的，现在也在逐渐地推进，而且大家也慢慢接受了。

　　民营医院备案制对公立医院是挑战吗

　　主持人：这一类民营中医机构的崛起，会对综合医院中医科或者是中医院产生什么影响或者冲击吗?

　　王耀献：中医药法的实施确实意味着中医药事业发展的春天来了，这无疑对中医院发展也会产生深远影响，当然是机遇多于挑战。第一个挑战是对医疗业务的冲击。因为专家资源稀少，那么就会出现病人就医分流的现象。大型中医医院的特点是大门诊、小病房，以东直门医院为例，医院收入的75%来自于门诊，所以，门诊量少了，医疗业务必然会受到冲击。

　　第二个挑战是人事管理难度大。因为多点执业，加上中医诊所备案制，竞争还是很激烈的。

　　第三个挑战是对科研教学影响大。因为医院培养一个知名专家非常不容易，民营医院都在争夺优质资源，那么一些知名专家有时候会出于经济诱惑，忙于自己开诊所，或者是去民营机构赚外快，这必然会影响科研教学工作。如果没有一流师资力量做担保，大型中医医院很难保证年轻大夫和医学生的教学质量，这是百年大业，是国之根本。

　　这三种挑战是一种压力，是一种更高的要求，也是一种鞭策，往往会形成倒逼机制，迫使我们这些院长改进管理和服务，想办法把压力变成动力。

　　主持人：谢谢王耀献院长的坦诚。确实像王耀献院长说的，在这样一个竞争激烈的市场上，面对这两种不同力量的市场角逐，问一下张伯礼院长，您觉得有没有好的办法?

　　张伯礼：这是中国医改体制过渡中必然出现的一个事物，它是历史的必然，代表未来的发展方向。不管是美酒咖啡，还是一杯苦药，都要喝下去。民营机构必定会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这是谁也拦不住的。多点执业是大势所趋，也是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所以院长们必须要适应。

　　王国强：我还想对民营的中医馆提出一些要求，你看大家都支持你们，包括我们三级甲等中医院的领导，尽管他们也有很多的苦衷，但是仍然支持多点执业，这就给民营医院创造了很多、很好的条件，包括备案制。如果支持你们了，但是你们那里还出现违法非法的行医，我觉得这些都是不可取的。如果你们民营中医馆有违法情况，那就要坚决取缔。

　　主持人：当越来越多的民营中医馆成立了，会对基层中医的发展造成什么影响吗?

　　周晓祥：我来自江苏东台市中医院，我们医院是一个县级的中医院。在东台这一块，政府对中医药发展应该说非常重视，我们全市有328家村卫生室都成立了中医阁，镇卫生院都有中医馆。我们对基层中医药情况非常了解，对我们县级中医院所面临的压力有什么好的政策吗?

　　王国强：提升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方面，包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都有项目的支持。

　　如何保证中药材品质

　　主持人：在中医药发展的过程当中，可能很多人听过一句话，叫中医可能会毁于中药。这句话当中包含着人们对于中药材质量的深切关心，或者说的严重一点就是一种担忧，那么接下来即将登场的这位嘉宾，他的担忧就和药材质量息息相关，来听听他的声音。

　　耿福能：我跟药材打交道30多年了，不知道这部法律能解决老百姓吃上好药的问题吗?我是好医生药业集团创始人，在这个行业里面32年了，看到过许许多多的乱象。从药材附子谈起，附子是我们川产的道地药材，属于毒性药材。但是这些年用量越来越少，一方面是我们的医生们在临床应用的时候，可能考虑到它是毒性药材，就慎用起来;另外一个方面，就是用了以后，没有效。没有效果，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自贸市场上出现了很多用土豆淀粉制造的药材，影响了药效的发挥。

　　主持人：耿福能先生，当你看到这些假药有可能在某一段时间充斥市场的时候，你会担心这些假药给病人带来的恶果吗?都会是什么恶果呢?

　　耿福能：因为我没有在临床，所以没有看到过。但是知道医生们处方的时候，担心库房里面的中药可能不是那个药材。这也是我非常担心的问题。

　　主持人：有什么办法管控这些药材的质量吗?

　　耿福能：这就是我们长期以来探索和关心的问题。从源头上说，大部分中药材是从土地里长出来的，我认为要建立第一车间，第一车间就建在生产地里，如果不从源头着手，后面一系列管理方法都是起不到作用的。

　　主持人：对于您来说，可能最理想的状态就是自己种，自己采，然后整个产业链完全在可控的状态之下。

　　耿福能：是的，这一点我们已经尝试了20多年，而且做了两个品种。

　　主持人：我们法律的出台，会在更大程度上保护这些中药材的质量，我们请王国强局长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王国强：刚才耿福能讲得非常好，这是他作为一个企业家的肺腑之言。对于药品的质量、中药材的质量，中医药法非常关注而且是有许多条文来加以规定的。中医药法第三章是关于中药保护与发展的内容，里面有很多条文都对中药质量安全做出规定。这些条文中规定，对于中药材的种植、养殖、采集、贮存和初加工，都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一个再好的医生，即使他开了再好的方子，诊断的再准确，但是用的药质量不行，也发挥不出相应的药效。最后毁的不是中药，而是中医。

　　主持人：但是只有一个耿福能还是远远不够的，未来有没有什么样的力度足以整治这些小、散、差?

　　王国强：对于这个问题，在中医药法里面也有明确的规定，特别是在使用农药、肥料方面有明确的规定。禁止在中药材种植过程中使用剧毒、高毒农药，这在中医药法里面有严格的规定。另外，对于中药材的流通环节，建立中药材流通追溯体系。道地中药材是哪里产的?从哪里来的?怎么加工的?这个都有明确规定。

　　主持人：在保证这些道地药材的品质上，很多企业可能也有自己的独特方法。我们请到了片仔癀药业的负责人，请问你们是如何保证药材的品质?

　　刘建顺：所有在原产地集中采购的，我们都可追溯。比如在云南的苗乡田七，我们可以做到是哪一个农场，哪一垄，哪一个管理人员生产的。

　　王国强：在这方面可以请张伯礼院士介绍一下，因为中国中医科学院有关研究人员创新了关于中药药材的条形码，即基因条形码，可以通过这个来检测道地药材的品质。

　　张伯礼：刚才王国强局长提到了中国中医科学院建立了中药材DNA条形码，就像给每一个植物发了一个身份证，它可以对90%以上的中药品种做到鉴定无误。通过现在的工作，特别是安徽亳州、河北安国，都已经建立了大型的第三方检测，可溯源的一个追溯机制，我想这一块会越来越好。

　　“无证”大夫如何拿到医师资格证

　　主持人：中医药发展过程中还有什么样的难题?马上我们来听一听下一个担心究竟是什么，请听。

　　民间人士：我行医了40来年，治好了许多疑难病，我想有生之年是不是能够得到国家的认可?

　　主持人：我想对他而言患者送了再多的锦旗，可能也不足以抵挡他心中对于那本行医执照的那份渴望。现在我们请他来到我们的现场，有请!

　　王国强：您读过中医药法吗?

　　民间人士：读过。

　　王国强：你认为这部法能解决您的问题吗?

　　民间人士：还不能够完全解决。

　　王国强：为什么?

　　民间人士：我不知道现在考试是什么标准，我觉得我们学中医是传统的，所以可能考试的题目有差别。

　　王国强：我们是考核。

　　民间人士：那我愿意。

　　王国强：考核与执业医师考试不同。所谓考核当然也很严格，比如说技能的理论、基础掌握的如何，另外关键是疗效。其实政府还是为大家提供了执业医师考试的渠道，无非就是这些人是民间的，可能没有很高的学历，医学方面的知识跟考试有距离，所以他们有人告诉我，他们也去考过试，但是没有考过，题目太难，里面还有西医知识等。另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实施之前，也有老人老办法的政策规定。法律执行之前就是医生的人，申报以后就可获得资格。那时候可能有些人错过了这个机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颁布之后就没有办法申报并获得资格了。对农村中有一技之长的民间人士，2009年出台过一个政策，要求对这些人也经过一定的考核，允许他们获得为人民群众治病的资格，用乡村医生的管理办法来管理他们。

　　主持人：其实很多的地方他们自己也做了一些很有益的探索和实践。今天来到现场的徐庆锋局长，听说当地也有很多新的探索，来帮助这些民间高手得到身份上的一些认可，是吗?

　　徐庆锋：对农村有一技之长的人，我们从2015年就组织了考试，全省有近900人参加考试，通过率达到71%，这样他在农村就取得了合法的执业资格。寻访民间中医高手，通过全国海选，海选之后通过现场比武，然后通过病人的亲身体验与名家的鉴定，鉴定之后确实就把掌握民间独特中医疗法的民间高手挖掘出来，形成一个聚宝盆。但是像这些人也有一个问题，没有执业医师资格证，所以他们就不能够单独执业。我们广东省中医院就想了一个好的办法，就把这些无证的师傅全部请到广东省中医院，带着有证的徒弟来为群众服务。通过这个杏林寻宝，让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贝不要丢失了。

　　主持人：其实我特别想问王国强局长，像这样的一些民间高手，他们数量非常大，我看到过一个资料说，大概有15万这些的人士，他们并没有执照，我们现在有法可依了，会用什么样的办法来帮助他们解决这个身份的问题?

　　王国强：我想这是中医药法一个非常重要的亮点，也是解决我们现在民间医生没有执业医生资格的关键。对这些经过师承以及实践，确实具有很好医术的民间医生，通过两位中医师的推荐，然后经过省级组织的考核，在考核合格以后，可以获得医师资格。

　　主持人：您说到的是省级的考核，那么未来这样一个考核是会根据各地不同的情况因地制宜呢，还是国家会出台统一的标准交由各地的监管机构，由他们去执行呢?

　　王国强：我们已经制订了一个关于中医专长的医师考核暂行管理办法，正在社会广泛征求意见，但是中国各省的差别也比较大，我们就明确考核工作由省级来做，省级也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制定一些具体的实施办法。

　　如何避免“中医骗子”的出现

　　主持人：还有没有现场的观众有问题?

　　现场观众：这条法律一颁布，一下子还会出现很多这样的民间高手，这样的话，可能会存在一个鱼龙混杂的情况，有的人可能会担心万一再出现像张悟本那样的骗子怎么办?

　　主持人：前一阵热议的刘洪斌，这些虚假中医和假冒伪劣产品会不会再出现了?

　　王国强：您的担心也是我的担心，因为这部法律规定了民间医生经过考核以后，就能够获得医师的资格，怎么考核好是最关键的。我们虽然说降低了民间医生这个门槛儿，但是这个水准、疗效不能降低。其次，我们这样的做法实际上也体现了一种放、管、服的改革，如果发现这个民间医生获得了资格以后，他没有按照法律的规定去行医，或者还出现了其他的问题，那一定要毫不犹豫地取缔他的行医资格，这也是对人民的健康负责任。另外，这些获得了资格的民间医生，还要定期地接受相关部门的培训，接受继续教育，他们自己也要与时俱进，不断地更新知识，提高水平。

　　如何用中国的办法管理中医

　　张伯礼：我记得前年李克强总理在做报告的时候，提出用中国式的办法解决世界医改难题。我想要再说一句，就是用中国的办法解决中医的问题。实际我们在民间有很多确有一技之长的医生，如何让他们能够合法地行医，这个法律就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办法，这就是中国式的办法，管理中国的中医，充分把所有民间的力量发挥出来，为老百姓健康服务。我想这是有现实意义的。

　　主持人：无证中医这个难题解决之后，我们继续来看中医药发展过程当中还有什么样的难题，听听下面这位嘉宾他所遇到的难题究竟是什么?

　　有了法，能帮助中医药走多远

　　中医药企业代表：我是一家中医药企业代表，我最关心的问题是中医药如何走向世界?如何走得更远?

　　主持人：关于中医药如何走出去的问题，马上请出这位嘉宾，有请!

　　丁永玲：大家好，我是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丁永玲，同仁堂迄今已经有348年的历史。我们从1993年走出国门，在香港开办第一家店，经过20多年的探索，目前，我们在海外27个国家和地区有130多家中医药店、诊所、各种形式的终端，应该说我们走出国门时，当时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文化不同。

　　主持人：外国人不认我们的中药?

　　丁永玲：对，因为他们之前对中药没有特别的了解，不太清楚，所以有很多有趣的故事。

　　主持人：比如说呢?

　　丁永玲：比如说我们的牛黄清心丸，大家都知道的一个产品，是同仁堂传统的重点出口品种，它里头是蜜丸3克，但是它包的是金衣。金箔是非常贵重的有效成分，镇静安神。他们拿这个产品在家用小刀就把最珍贵的金箔都给扔掉了，吃里面的小蜜丸。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在说明书、包装、提示方面做了很多改进。

　　王国强：这个就是中医的传统，金箔的包裹对药效起到很好的作用。

　　丁永玲：其实这个金箔是很珍贵的，所以我们开店、宣传、向患者介绍产品时，都不厌其烦，一对一跟顾客说应该怎么服用。中医药在海外能够落地生根，就得要口口相传。

　　王国强：现在全球有183个国家在传播中医，很可喜的是中医在走出去之后得到了认同，我觉得这是非常可喜的，但是，同时可以看到中医走出去是一个漫长的路程。我觉得，首先中医走出去需要文化上的认同，文化上的差异是根本的差异，西方的文化孕育了西医的还原论。对抗医学针对的是病菌、病毒，采取单靶点的治疗，这个是很有效。中医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出来的中医医学，而中医医学里面包含着很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念，包括平衡、调理、养生，这些都是中医的精髓。所以，这两种文化孕育的两种医学体系，要让对方能够接受。

　　主持人：对，其实很多外国朋友，他们对中医药是很推崇的，但是有时候他们会有这种困扰：只有在中国，医院会帮我煎好药，如果我拿一个药方回到美国去，就不太可能有这样的服务。但是，现在这个难题早就已经被很多企业攻克了。

　　程学仁：确实，我们中药的这种用药方式，这种剂型，对外国人来讲，按照他们的文化、思维习惯，可能不太接受。比如说在1997年，加拿大一位姓周的中医师，专程跑到广州找我，他说如果病人第一次找他出诊，他要给病人开汤药，一定要告诉病人每1次多少毫升水，每1次要煎多长时间。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病人把中草药拿家以后，先去买一个量杯，然后再买一个闹钟，病人觉得药品不是闹着玩的，万一大夫让我煮半个小时，结果煮45分钟怎么办。所以，这是一种文化带来的困扰。

　　主持人：片仔癀在这方面有什么创新没有?

　　刘建顺：中医药走出去要用现代科技手段来说明中医药的疗效，这几年来，我们聘请了英国皇家生物学院的院士姚大卫做了一个实验，实验揭示片仔癀在促进肝细胞活力和再生方面具有独到的功效。这篇文章发表在世界著名医学杂志上，惊动了西方，使西方医学界认为中药原来也是说得清，道得明的。

　　主持人：我们看到，其实很多企业都在尽自己的努力让中医药在世界更大的范围中能够被推广和被接受。当中医药更远地走向世界的时候，王国强局长您觉得有什么建议?包括我们的立法当中是不是也给出了一些明确的方向和保障?

　　王国强：中医药法对于中医药走出去，传播中华文化应该说都是持积极态度的。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2015年我访问吉尔吉斯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外长曾经给我提出一个问题，他说：“今天我们两国的首脑，习近平主席和我们的总统见证了很多的签订的协议，你认为哪个协议最重要?”我毫不犹豫地说：“当然建高速公路、能源很重要。”他说：“不是，我认为最重要的协议是你和我们卫生部长签订的中医药中心的协议。那些大项目是政府间的，而且要通过很多年才能够实现，而且这些实现了以后，我们吉尔吉斯斯坦人们可能不一定马上都能感受到。但是，你签订的这个协议，你把中医派到我们这里来，这是民心相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项目。”我听了以后很受教育，很受启发，我想我们中医人应该有自信，文化的自信，民族的自信。

　　主持人：从中医诞生的那一天起，中医就在自信、不断创新和发展的道路上，为世界医疗和健康保障提供着自身的中国样本。我们相信，当我们的中医药法出台的这一天，我们这份呈现给世界的中国样本当中，一定会充满更多的中国特色、中国文化、中国智慧乃至中国的诚意。